高尔基的名字，广泛地为世人所知，除了文学自身的因素之外，跟苏联官方的宣传大有关系。
从1928年联共（布）中央掀起欢迎高尔基回国的运动时起，斯大林就力图利用高尔基为自己的政治路线服务。
而高尔基，也乐于充当“歌德派”
，在作品中盛赞斯大林，包括其“肃反”
政策，片面夸大苏联的成就。
为配合斯大林对“反对派”
的斗争，他不止一次删改自己的著作，如《回忆列宁》。
这样，当我阅读高尔基的另外一部被禁长达70年的著作的译稿《不合时宜的思想》时，心灵受到的震撼可想而知。
这部著作是高尔基于十月革命后，也即出国前夕所写的政论性随笔，最先发表在他主编的《新生活报》上。
这些文字，忠实地记录了当时苏联的一系列社会生活事件，表明了与政府并非一致的立场。
高尔基说：一定要说出“真理和实情”
！
这是需要斗争的勇气的。
从书中看到，他单枪匹马地向整个社会挑战，所批判的对象，并不限于某个阶级、集团或个人。
他批判农民、工人、士兵们的“动物性无政府主义”
；也批判知识分子中那些“最优秀的头脑”
，甚至布尔什维克。
他谴责那些“试验家和幻想家”
，那些“像狐狸一样拚命地争夺政权，像狼一样使用政权”
的人。
表面看起来，他似乎四处出击，毫无定见；其实他一意攻击的，唯是贱视生命，泯灭良知，扼杀个性，破坏和窒息社会生机的势力，是与文化的本质意义相悖的一切肮脏的、卑鄙的、虚伪的、庸俗的东西。
作为一个知识者，一个文化人，高尔基特别重视文化，对他来说，社会关怀实质上是文化关怀。
他认为知识分子是负有使命的，这就是以一种“社会理想主义”
进行文化启蒙和文化建设工作。
他认为政治与文化简直是不相容的，“哪里的政治太多，哪里就没文化的价值”
。
在高尔基看来，文化不等于文化知识，它不是自在的、消极的、散漫无章的一堆材料，而是有机的整体。
文化之于作家，恰如大地之于安泰，须臾不可以离开。
因此，与其说高尔基赋予了文化以灵魂，毋宁说他发现了文化，在文化面前表现出了一个文化人应有的谦卑，从而铸就了自己的独立的文化品格。
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品格的作家，才敢于宣告：“不管政权落在谁的手中，我都保留有我那批判地对待它的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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