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记事以来,我就一直想离开家。
我在纽约郊区长大,在学校里我是班上唯一的华裔。
童年时,我去朋友家玩,隐隐有种感觉,仿佛我不属于这里——我只是假装跟其他人一样。
警察随时可能破门而入,揭穿我冒充者的身份,赶我出去。
如今这种恐惧已经离我而去,但疏离感仍在。
我离家去读大学,主修历史和文学。
大四时,毕业论文我写的是19世纪美国西部——写那些抛下故土迁徙的人,想象着在那未曾到过的地方,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毕业后,我不断地搬迁,始终为新闻事业奔波:佛罗里达,布拉格,香港,台北,上海,北京,科罗拉多,现在到了开罗。
但从本心讲,我并不是个喜欢流浪的人。
我不曾像有的朋友那样,乘坐火车横穿欧洲,或是买打折机票环游世界;被迫无奈从一个国家跋涉到下一个,让我觉得又累又无趣。
不,我喜欢在一个地方安顿下来,知道去哪个摊子吃饭,摸熟小街小巷,有固定的路线,过惯常的日子。
过些时候,我会收拾行装,换一个地方从头再来。
也许这是我血脉中注定的。
我父母在中国长大,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内战时代。
家是一连串的城市,由日军的位置和国民党的处境决定:北平,西安,重庆,南京,上海,台北,台中。
我父母在美国生活了五十年,却从未真正对居住的社区产生归属感。
家似乎永远在别处:离去多年的中国,住在台湾的年迈双亲,遍布全球的华人朋友圈。
以致我现在也没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家了。
我成长的纽约那个家早在十几年前卖掉了;我父母在圣地亚哥的家里,几乎没有我记忆中的东西。
我父亲已去世快五年了,母亲至今仍未决定怎样安置他的骨灰。
当我想写本关于中国的书时,这个国家的农民工吸引了我——几百万人,离开村庄,去城市工作。
直到后来,我才发觉,原来我跟我写到的那些女孩有那么深的联系。
我,也离开了家。
我了解生活在举目无亲的地方那种孤独漂浮的感觉;我亲身感受到人轻易就会消失不见。
但我更理解那种全新开始生活的快乐和自由。
在东莞这个遍布工厂的城市,我是个外人,但我遇到的每个人也都一样。
我想,正是这种共同的身份,让我们相互敞开了心扉,跨越了历史、教育背景,社会阶层的重重鸿沟,建立友情。
2005年冬天,我跟着我书中写到的人物吕清敏,回她在湖北农村的老家去过春节。
两个星期过去后,她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属于她认定是故乡的地方了。
在回城的大巴上,她似乎接受了这一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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