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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李瀍急切地想要得到道士为他炼制的能够长生不老的丹药，多次诏令催促道士们加紧炼制。不过，赵归真告诉李瀍，要想得到效果好的丹药，必须要到吐蕃去采制。然而，就在李瀍准备下令让赵归真启程时，仇士良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让赵归真去吐蕃不是不可以，但要首先弄清赵归真所说的丹药配方是什么，先在本国采集，如果配置不成功或者本国没有配药，再去吐蕃采集也不迟。
由于仇士良具有拥立之功，所以李瀍十分重视仇士良的意见，他立即让赵归真将配方上报，然后派人赴各地求购，最终无果而归。事实上，这次关于丹药配方事件，仇士良反对赵归真前往吐蕃属于有意刁难，他充分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实际上是在警告赵归真不要仰仗皇帝的宠信而为所欲为，尤其是对佛教的打压。
面对仇士良的挑衅，以赵归真的实力是无法与之正面抗衡的，但赵归真可以采取避其锋芒，而利用皇帝废佛的坚定态度报复仇士良。于是，他向李瀍请求与僧人展开一场主题为“神仙为可学与不可学”的辩论会。
赵归真的提议正中李瀍下怀，他早就想找个机会让自己宠信的道士们在一个合适的场合，将那些讨厌的僧人们辩论得哑口无言，于是他欣然同意了赵归真的请求，并在其提议的基础上，又以《老子》一书中“治大国若烹小鲜”之义，让僧、道展开辩论。
在这场辩论会上，双方各自施展本领，在两个时辰内不相上下。可是，其中一个法号知玄的僧人代表，在辩论的过程中，称神仙方术乃山林匹夫之事，根本不值一提，更非帝王所应该信奉的。
这下李瀍彻底愤怒了，本来作为这次辩论会的裁判，李瀍并没有吹黑哨的打算。但知玄的话明显带有攻击道教以及轻视皇帝的味道，于是李瀍当场中断辩论，下令将知玄逮捕下狱。李瀍本想严惩知玄，后来在仇士良和枢密使杨钦义的全力营救下，知玄才免于一死，被遣返原籍了事。
赵归真和仇士良之间的较劲，也说明了当时在李瀍废佛的过程中，佛教势力并不只是被动挨打，他们在以仇士良为代表信奉佛教的高层人士支持下，也展开了一些反击。只是在面对朝廷强大的压力下，他们的这种微弱的反击力量，实在是无法自救。
由丹药配方事件引发的僧、道辩论，李瀍在其中看出了佛教势力根基颇深，即使在自己如此大力度的打击下，佛教依然誓不低头。于是，他继续加大废佛力度，会昌五年（845年）七月，李瀍下诏祠部再次检括全国寺院及僧尼之数，据调查统计，经过四年多的废佛运动之后，全国依然还有寺院四千六百所，私自建成的寺院将近四万所，僧尼共计二十六万零五百人。
统计报告呈献到李瀍面前后，他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经历四年多的废佛运动，他实在没有想到佛教势力居然还是如此强大。于是，在七月他下诏合并全国寺院，京城长安、东都洛阳两街只保留两所寺庙，保留的两座寺庙内每寺留僧30人，长安城左街保留慈恩寺和荐福寺，右街保留西明寺和庄严寺。天下节度使和观察使治所，以及同、华、商、汝等上州，各留寺院一所，并分为三等，上等寺留僧20人，中等寺留僧10人，下等寺留僧5人，未来如遇有祭拜之日，所有官员都去道观行香，除了留守僧人之外，其余僧人包括景教、摩尼教徒全部强制还俗。
一个月后，李瀍觉得留守的寺僧依然过多，又下诏削减其人数，东都洛阳只留下僧人20名，全国诸道州在允许保留20人的基础上再削减10人，尼姑只限保留7人，而且僧尼不再归祠部管辖，改由鸿胪寺接管。
对于那些非保留的寺院，李瀍规定限期由辖区所在官府拆毁，朝廷派御史到各地监督执行情况，所有拆毁寺院中的佛像、钟、盘等物，上缴盐铁用于铸钱，铁像交由辖区官府用于铸造农具，衣冠士庶之家所有的金、银、铁制成的佛像，限期在诏令下达的一个月之内缴纳官府，如有抗拒不交者，由盐铁使依据禁铜法治罪。
经过会昌五年（845年）七月的这次整顿寺院和僧尼运动，使历经五年的废佛运动完全达到高潮，也标志着佛教势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八月，李瀍向全天下颁诏，除了陈述佛教势力对国家的危害弊病之外，还宣布了五年来废佛的一系列成果。在诏书中，李瀍指责佛教势力浪费国家财富，伤风败俗，希望通过以“自此清静训人，慕无为之理”达到他同归皇化的治理天下目标。而事实上，直到会昌六年（846年）李瀍去世为止，他的理想也未能实现。
在他历经五年的废佛运动之后，全国各地关于佛教的胜迹景象堪称一片凄凉，僧尼们的命运更是坎坷多艰。
狼狈景象
会昌废佛不仅是唐朝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更是佛教发展史上的一件让人痛心疾首的事情，被称为“会昌法难”，与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时的废佛运动并称佛教的“三武之祸”。尤其在唐朝后期的政治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也是李瀍的六年帝王生涯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
这一事件在本质上是国家与寺院地主之间矛盾的总爆发，与李瀍崇道以及李德裕和“抑佛联盟”的蛊惑有着密切联系。就在废佛运动结束之后不到两年，宣宗李忱即位后又下诏恢复佛教。在会昌废佛运动中，佛教势力尤其是寺院经济势力几乎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进而使其元气大伤。当时朝廷不仅从废佛运动中直接获取一笔为数可观的经济收入，在客观上对于改善劳动生产以及推动当时社会生产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这是我们在评价李瀍会昌废佛事件时所不应忽视的问题。
李瀍作为皇帝，是以国家政权的名义以及动用全国力量展开废佛运动的，所以僧尼们没有力量保护自己的地位和利益，纵然有所不满，也是无济于事。在李瀍下诏废佛前夕，长安城中的僧人灵宴和辩章等共推法师玄畅为代表，上表进谏反对废佛，其结果可想而知，当时的朝廷大臣中也没有人站出来对废佛事件表示异议。
李瀍废佛诏令一出，全国大部分道州闻风而动，他派御史分赴各道监督废佛执行情况，对此，杜牧曾经描述说：“御史乘驿未出关，天下寺至于屋基耕而刓之。”杜牧的说法虽不无夸张，但至少说明朝廷上下对此保持着较高的行政效率。当时长安城中诸寺，因其地处天子脚下，自然先罹其难，而各道地方寺院亦不能幸免，只不过稍晚于长安而已。
废佛运动历时五年，官方史料记载都是拆了多少座寺庙，强制多少僧尼还俗，以及收缴了多少寺院资产等，但对被强制还俗僧尼们的去向和经历，却几乎没有记载。对于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从日本僧人圆仁的经历中了解一些。
圆仁在会昌五年（845年）三月时被强制还俗，这个从日本漂洋过海一心到中国求学的僧人，实在没有想到会在中国遇到废佛这种事儿。圆仁当时不得不离开长安而辗转各地，他一路上的亲身经历以及所见所闻，足以证明当时被强制还俗的僧尼经历堪称狼狈至极。
在李瀍下诏合并寺院之前的会昌五年（845年）六月，圆仁来到泗州，亲眼见到当地普光王寺的庄园、钱物、奴婢尽数被当地官府点检没收的情形。强制还俗的僧人们被士兵一通棍棒打出寺院，一些年岁较大的僧人因为走得较慢，被士兵打断筋骨者不在少数。僧人们散去后士兵立即封锁寺院，普光王寺当时是当地很著名的寺院，规模十分庞大，而在寺院被封后逐渐衰败，以至于最终被拆毁。
圆仁眼见一座规模庞大的寺院就此衰败，不由得悲从心头起，但是理智告诉他这里不是久留之地，于是他加快步伐向着还算比较安全的扬州而去。可是到了扬州，他忽然发现这里的状况比泗州好不到哪里去。
圆仁是在六月底到的扬州，在他到达的十天前，朝廷拆寺废佛的诏令已经传到当地，当他刚走进城中便发现僧人们都以巾裹头站在大街上，等待官府点名，然后遣返回原籍。各寺院的钱物、庄园、钟磬，甚至是佛像也在等待官府的查验收缴，而且圆仁在扬州的时候，已经听说皇帝李瀍继续下了尽毁寺院铜像，全部由盐铁使主持收缴的诏令。
在圆仁看来，扬州和泗州一样，自己已经不能在这里找到归宿。于是，他又一次踏上行程，向着地处稍偏的登州而去。登州就是今天山东的蓬莱一带，圆仁之所以选择去那里，是因为登州地处海边，距离京城长安遥远，就算是皇帝向那里下了废佛的诏令，恐怕因为山高皇帝远，执行起来也会打折扣。
可事实证明，圆仁的地理计算是不错的，但登州执行皇帝的诏令一点也不比京城长安含糊。早在前往登州的路上，圆仁就已经听说皇帝李瀍颁布了新诏令，天下各地方除了收缴佛像之外，对于镀金的佛像一律刮削镀金，点检收缴，所以在路上圆仁就将一直带在身边的佛像偷偷埋了起来，后来到了登州他才明白自己的做法十分正确。
据史料记载，登州虽然背靠大海，距离京城长安遥远，但当地在执行皇帝废佛的诏令时，可谓是“条疏僧尼，毁拆寺舍，禁经毁像，收检寺物，与京城无异”。圆登走到登州管辖的文登县时，又听说皇帝李瀍下诏将收纳各地还俗僧尼的缁服尽数销毁，以切实防止被私家隐匿。而且圆登打听到文登县内的寺院已经全部拆除，于是在找不到可以住宿的地方以及担心自己被扒光衣服的情况下，圆仁只得逃离登州。
圆仁一路逃亡的经历，证明了当时李瀍废佛的力度十分严厉，以至于僧尼们昨日还是座上客，今日已成为丧家之犬。事实上对于当时各地方官府执行朝廷废佛的诏令，许多碑刻文献中也有记载。例如《百岩寺重建法堂记》中记载：
明敕既废，莫不遵行，官吏颁选，敢不从命。
当时许多寺院中的经幢在被毁后埋入地下，后来陆续重见天日，为后人了解会昌废佛也提供了可贵的证据。如清代王昶撰写的《金石萃编》中就有记载：
会昌中有诏大除佛寺，凡融毁雕刻堂阁关于佛祠者，焚灭销破，一无遗余。分道御史复视之，州县俱畏，至于碑幢铭缕赞述之类，亦皆毁而瘗藏之。
清代的叶昌炽在他的著作《语石》第四卷中也记载道：
余所藏唐幢，往往有大中（唐宣宗年号）重建题字，五代宋初尚有发地得之而再立者，皆因会昌之劫也。
从现在很多出土的碑刻文献中，还可看到许多著名的寺院被拆毁的来龙去脉的具体记载，如四川资中的北岩寺、浙江天台山的国清寺等。
《唐朝时期帝国》第十一章 会昌废佛（第3/4页）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