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早就去世了。
他们给我们兄妹在小城里留下一套房子,我和妹妹住在这套旧房子里挺安稳的。
白天我在街道的螺丝厂上班,妹妹在外面捡些破布头啦,碎玻璃啦,橘子皮啦之类的废品垃圾去卖,日子倒也混得下去。
可是前不久发生了一些问题。
先是妹妹小三捡回一把旧铜壶,我们还用那铜壶烧了几天开水。
没想到铜壶的主人很快就上门了。
她是一个老婆婆,我在我们小城里从未见过她。
她进了屋,在桌边坐下,然后拿出她的证件给我们看。
证件上写着她叫刘淑娥,是乌蓬乡的农民。
她说我们烧水的铜壶的手把上刻得有她的名字。
我拿出铜壶一检查,是真的。
但是她并不是来要回铜壶的,她说她是螺丝厂的领导派来照顾我们兄妹的生活的。
她还说了一个领导的名字,说得蛮顺口的。
那么铜壶是怎么回事呢?铜壶归铜壶,不要去管它了。
现在的麻烦是这个乡下妇人要住到我们家里来了。
妹妹噘着个嘴,在老婆婆的身后砸烂了一个酒瓶以示抗议。
但这个刘淑娥根本就不在乎她的抗议,她是那种倚老卖老的类型。
我考虑的是一些实际问题。
现在我同妹妹的生活只能勉强维持,她来了拿什么给她吃呢?领导怎么连这一点都没考虑到呢?如果现在赶她出门吧,我又担心丢了螺丝厂的工作。
我这个做哥哥的是家里的家长,可不能轻举妄动啊。
我决定第二天去厂里探探风声再说。
刘淑娥当天就在我们家住下了。
她倒也不讲究。
就从什么地方背来一床草荐放在客厅角上,再在上头铺床破毯子就睡下了。
我知道她夜里睡得很不好,同什么人吵架,口里发出含含糊糊的声音,像是很愤怒。
第二天我走进办公室,两位厂长客气地招呼我坐下。
我眼睛看着地板,吞吞吐吐地提起刘淑娥的事。
他们的反应很怪,既不像知情人,又不像不知情。
后来他们就称赞我“做得对”
。
我提出生活费的事,鼓起勇气诉说了我的困难。
“你不要急,”
刘厂长安慰我说,“这种事厂里会有考虑的。
你刚才说的事引发了我的思考,像这种助人为乐的老人在我们社会里应该获得什么样的地位呢?”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曾副厂长附和道。
由于他俩都在考虑刘淑娥的地位问题,我觉得不便打扰,就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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