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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三联生活周刊》出版了一期封面故事《学会幸福》，这期封面故事在当年的销量排行第九，销量和口碑都超出我们的预料。
在那期封面的开头，我引用了马丁·塞里格曼的书，《认识自己，接纳自己——达成自我完善的经典心理指南》中的一段话：
「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情绪。
20世纪50年代是焦虑的时代。
这种情绪基调是弗洛伊德奠定的。
他亲眼目睹了一个井然有序的世界在顷刻间土崩瓦解，而新世界又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
当旧的价值体系被破坏，而新的还没建立起来时，那个时代就会充满焦虑和不安。
」
今天的中国与50年代的美国颇有相似之处。
但弗洛伊德的经典精神分析理论不仅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甚至不足以解释中国人焦虑的成因。
在那期封面的采访中，北大心理系副教授徐凯文告诉我，「弗洛伊德的时代是强调神经症的时代，很多神经症的产生是因为超我（即道德感）过于强大。
而我们这个时代，道德感已经一步步让位于非常即时的满足，像婴儿般追求即时获得当下的名或者利。
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我们有越来越多的物质满足，却越来越多地开始失去自我。
」
在这样的焦虑背后，其实有整个社会很深层的不安全感。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再高一级的动机就是对安全感的需要。
但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这个需要并没那么容易实现。
空气、水、食品，房子、工作、子女教育，都不能得到安全保障。
当然，这些都不是心理学能够解决的问题。
那么，心理学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哲学家陈嘉映，在我们这门「幸福课」的总序中说：
「幸福人人想要，但如果只是追求幸福，是否就太平庸了？」
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平民化的社会里。
一方面，我们这个时代格外追求幸福，另一方面，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人，又格外把幸福看做庸俗。
「即使我们还能够在今人的幸福观里看到一些德性的因素，这里的德性主要指的是善良和勤奋。
善良与勤奋本来就是平民的德性，古希腊人的德性表里没有这两项。
」
那么，幸福还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吗？或者说，我们绕开社会环境的种种问题，而退缩到个体的层面追求幸福，是否是一种自欺欺人呢？
过去两年，《三联生活周刊》连续操作了一系列心理学主题的封面故事，包括幸福、选择、情绪、成长、童年、抗逆力等等。
作为主要的选题操作者之一，最让我个人感到震惊的是，原来我们大部分人对于内心世界的问题如此的漠视与无知。
何为自我？自我的核心是什么？
我们的才华在哪里，缺陷是什么？
心里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我们常常不知道过去与今天的关联，今天与未来的关联，童年在成年后的人生中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记，这些印记又会如何伴随我们直到老去？
……
无论工作、还是感情，我们经常做出一些奇怪的决定，当初看来似乎非如此不可，事后想想却觉得奇蠢无比。
至于为什么会做出这些选择，却毫无头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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