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他，”詹卡洛说。
“俄国来的穷音乐学生。
他在这儿做什么呢？打算把所有的钱都扔在广场的咖啡上吗？”
“准是个傻瓜，”欧内斯托说。
“但是个浪漫的傻瓜。
为了在广场上坐一下午宁可饿肚子。
”
他瘦瘦的，浅褐色头发，戴着一副老土的厚框眼镜，活像只熊猫。
他每天都来，我不记得究竟是怎么起的头，只记得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开始在幕间休息时和他坐在一起聊天。
有时他在我们晚上演出的时候过来，演出结束以后我们会把他叫来，请他喝杯酒，或者吃烤面包片什么的。
不久我们就知道了蒂博尔不是俄国人，是匈牙利人；他的实际年龄要比长相大一些，他在伦敦的皇家音乐学院学习过，然后在维也纳待了两年，师从奥列格·彼得罗维奇。
经过一开始痛苦的适应期后，他学会了应付大师出了名的坏脾气，信心满满地离开维也纳——应邀到欧洲一些不大、但是很有名的地方演出。
可是后来由于演出市场不景气，演出逐渐被取消；他开始被迫演奏一些他讨厌的音乐；住的地方也又贵又脏。
于是乎我们这里精心组织的文化艺术节——那年夏天他正是为此而来——就成了他最需要的助推器。
当皇家学院的一个老朋友愿意夏天把运河旁的一间公寓借给他时，他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他说他很喜欢我们的城市，可是钱永远是个问题，虽然他偶尔有些演出，但现在他不得不好好考虑下一步怎么走了。
听说了蒂博尔的烦恼以后不久，詹卡洛和欧内斯托决定：我们应该为他做些事情。
就这样蒂博尔见到了阿姆斯特丹来的考夫曼先生，詹卡洛的一个远房亲戚，在酒店界有点关系。
我仍然清楚地记得那个晚上。
那时还是初夏，考夫曼先生、詹卡洛、欧内斯托，还有乐队里其他所有的人，我们坐在咖啡厅的里屋，听蒂博尔拉琴。
年轻人一定是知道这是考夫曼先生的试听，所以那天晚上表演得特别卖力，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有意思。
他显然很感激我们，当考夫曼先生答应回阿姆斯特丹以后会尽力帮助他的时候，他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大家说那年夏天蒂博尔开始走下坡路，说他头脑发热、不知好歹，说都是因为那个美国女人，咳，也许不无道理。
*
一天，蒂博尔喝着第一杯咖啡，注意到了那个女人。
那时广场上还挺凉快——早上大部分时候咖啡馆的尽头都照不到太阳——洒过水的石块路面还湿湿的。
蒂博尔没有吃早饭，所以眼红地看着隔壁的女人点了好几种混合果汁，后来又要了一盘蒸贻贝——肯定是一时兴起点的，因为那时还不到十点。
他隐约觉得那女的也在偷偷看他，可他没有放在心上。
“她长得不错，甚至算得上漂亮，”那时蒂博尔这么对我们说。
“可你们瞧，她比我大十、十五岁。
所以我干吗要胡思乱想呢？”
不久蒂博尔就把她给忘了，准备回去，在邻居回家吃午饭、开起收音机前练两个小时琴。
突然那女的站到他面前。
女人笑嘻嘻地看着他，那样子好像他们认识似的。
只不过蒂博尔天性害羞，才没有跟她打招呼。
女人把一只手搭到他的肩上，像是在原谅一个考试不及格的学生，说：
“几天前我看了你的独奏会。
在圣洛伦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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