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见我不说话，便说：“努力了三四年，可就是不成功。”
我们面对面站在厨房里，其中一个冰激凌机器正在运作。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脑子里全是问题，却一个都说不出来。
毕竟我们已经很久没说过话了。
“就是怀不上，”
卢卡说，“问题出在我身上。”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不断地尝试跟他交流，努力拆掉他亲手筑起的高墙。
他却一再忽视我，看我的眼神就像看一个陌生人似的。
他无数次地转过身去，埋头做冰激凌，要不就是假装睡着。
如今我已经放弃了希望，我们也都有了完全不同的生活。
相比兄弟，我们更像是陌生人，而他却在这个时候开口对我说话了。
“我的精子有问题，都不动。”
他并没有指向下面，指向那个生孩子要用到的地方。
眼睛一直盯着我，继续说：“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去医院，医生说我们得有耐心，要不停地尝试。
我们还年轻，还有的是时间，不过这正是我害怕的，我们这么年轻，却要不了孩子。”
就我自己而言，有几次差点让女孩子怀孕，每次都吓个半死。
我并不是每次都用避孕套，有时候是没带，有时候是用光了。
有一次，一个女孩在完事后服用了事后避孕药。
就我知道的，至少有四个女孩的月经没准时来，我吓得满头大汗。
有两次，我和女孩一起看测孕试纸的结果，感谢老天没让第二根横条出现。
大学里有个女孩曾经给我讲她的打胎经历，孩子的爸爸住在葡萄牙，她只知道他的名，叫埃德尔多，连他姓什么也不知道。
另一个女孩也怀孕了，结果以流产告终，流产后总算松了口气。
两个女孩都发誓再也不会冒险做了，一边讲，一边从钱包里拿出一个避孕套来。
我身边发生的“意外”
举不胜举。
我亲眼看见我的同龄人，其中有来自鹿特丹的朋友，有诗人，有从前的同学，都纷纷坐在了摇篮后面。
天气暖和的时候，冰激凌店外面坐满了年轻的妈妈和可爱的宝宝。
而我对孩子的期望还在沉睡中，还无法想象家庭生活的模样。
卢卡听了听冰激凌机器发出的声音，仍然站在原地，刮刀告诉他还有足够的时间继续讲他们的故事。
“我们觉得时刻被人盯着，”
他说，“冬天是最麻烦的季节，索菲亚的妈妈会不停地问‘怀上了吗？’，要不就是‘我要当外婆了吗？’，好像一结婚就要马上有孩子似的。
九个月，就只有九个月的时间。
父亲也问个不停，在餐桌上就问我们有没有亲热。
我们能说什么呢？除了盯着面前的盘子还能做什么？我们羞愧极了，有时候就整天待在家里，父亲待在地下室里，母亲在厨房里，我们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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