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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日
瑞典作家斯温·林维斯特在北京住了两年多,他所写的六篇《中国内幕》,已于二月十五日在《卫报》上刊载完毕。本港泛亚社曾将他的通讯选译了一些发布,本港有些报纸也曾登载。但泛亚社的选择说不上公正,专选林维斯特报导中不利于中共的部分,至于他说中共的好话,那就全然不提,还不如本栏那样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事实上,林维斯特的报导也有不正确的地方,不过我相信这不是由于他故意歪曲,而是由于了解得不充分。例如他提到人民公社和农民订约包工、包产、包肥料,就有一位读者来信指出,订约的对象是生产队而不是农户。我相信这位读者的话对,林维斯特是错了。那封读者的信,将在《自由谈》发表。
林维斯特在最后一篇文章中,认为中共在各方面正在向人民让步。他说:“在我住在中国的这段时期中,中国社会是变得比较的合于人道、有更多的容忍、比较有理性的了。看到局势是这样一天天地发展,那是很愉快的。没有人知道,这种趋势能维持多久。在一个集权主义的社会中,决不能保证这种情况能够一定继续下去。但我相信,中共目前的政策,对中国而言,乃是最佳的政策。”“我个人的许多经历,虽然并不能使我赞美中共,然而使我懂得,中国目前所遭遇的巨大悲剧,使它不得不改弦易辙,在许多情形下,当局在设法改善局势,使得本来不必如此糟糕的情况,有所改进。在两年之间,我看到中共的政策有了整个的改变。中共党内确是有斯大林主义的倾向,然而它避免了斯大林式的暴力行动。中共领袖们要人民流泪流汗,来建设他们的国家,但并没有要他们流血。中共的领袖们知道他们已失却了人民的信心,幸而他们还有足够的聪明,正在竭尽所能,来设法重新得到人民的信心。”
林维斯特认为,一九六〇年时的中共,和一九六二年时是完全不同的,他说,“我相信,中共最困难的年月中所造成的局势,比之它最兴旺的年月还更有希望。中共初期的胜利,使它自大狂妄,以致造成了失败。然而在遭遇到失败之后,它却埋头苦干,反而成为长久进步的基础。中共只要脚踏实地,克制它过分的野心,那么这种长期的进步,或许便能逐步改变中国困苦的面貌。”他的结论正是合于中国人的古老哲学:晏安鸩毒,多难兴邦。也正是:塞翁得马,焉知非祸,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小窗明的意思》塞翁失马 多难兴邦(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