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我在保定上中学。
学校有一个月刊，文艺栏刊登学生的习作。
我的国文老师谢先生是海音社的诗人，他出版的诗集，只有现在的袖珍月历那样大小，诗集的名字已经忘记了。
这证明他是“五四”
以后，从事新文学运动的人物，但他教课，却喜欢讲一些中国古代的东西。
另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他从预备室走出来，除去眼睛总是望着天空，就是挟着一大堆参考书。
到了课室，把参考书放在教桌上，也很少看他检阅，下课时又照样搬走，直到现在，我也没想通他这是所为何来。
每次发作文卷子的时候，如果谁的作文簿中间，夹着几张那种特大的稿纸，就是说明谁的作业要被他推荐给月刊发表了，同学们都特别重视这一点。
那种稿纸足足有现在的《参考消息》那样大，我想是因为当时的排字技术低，稿纸的行格，必须符合刊物实际的格式。
在初中几年间，我有幸在这种大稿纸上抄写过自己的作文，然后使它变为铅字印成的东西。
高中时反而不能，大概是因为换了老师的缘故吧。
学校毕业以后，我也曾有靠投稿维持生活的雄心壮志，但不久就证明是一种痴心妄想，只好去当小学教师。
这样一日三餐，还有些现实可能性，虽然也很不保险。
生活在青年人的面前，总是要展开新的局面的。
伟大的抗日战争爆发了，写作竟出乎意料地成为我后半生的主要职业。
抗日战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是有枪出枪，有力出力。
我的家乡有些子弟就是跟着枪出来抗日的。
至于我们，则是带着一支笔去抗日。
没有朱砂，红土为贵。
穷乡僻壤，没有知名的作家，我们就不自量力地在烽火遍野的平原上驰骋起来。
油印也好，石印也好，破本草纸也好，黑板土墙也好，都是我们发表作品的场所。
也不经过审查，也不组织评论，也不争名次前后，大家有作品就拿出来。
群众认为：你既不能打枪，又不能放炮，写写稿件是你的职责；领导认为：你既是文艺干部，写得越多越快越好。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写作，真正是一种尽情纵意，得心应手，既没有干涉，也没有限制，更没有私心杂念的，非常愉快的工作。
这是初生之犊，又遇到了好的时候：大敌当前，事业方兴，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则是另外一种情形。
思想领域的斗争被强调了，文艺作品的倾向，常常和政治斗争联系起来，作家在犯错误后，就一蹶不振。
在写作上，大家开始执笔踌躇，小心翼翼起来。
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战争时期的余风尤烈，进城以后，我还是写了不少东西。
一九五六年大病之后，就几乎没有写。
加上1966年以后的十年，我在写作上的空白阶段，竟达二十年之久。
人被“解放”
以后，仍住在被迫迁居的一间小屋里。
没有书看，从一个朋友的孩子那里借来一册大学用的文学教材，内有历代重要作品及其作者的介绍，每天抄录一篇来诵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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