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第二次乡村生活中，发生了一件非常别致的事，把它略而不提未免太可惜了，虽然我和纳塔利娅与它的关系都不大。
这故事不妨称之为“阿尔曼斯与巴济尔1（温文尔雅的哲学家，彬彬有礼的基督徒，乔治·桑的雅克2，后来变成了定命论者雅克3）的爱情史”
。
它是在法国式的假面舞会上开始的。
这是1843年冬，我到了舞会上。
人很多，我记得有四五千人，但几乎没有一个认识的。
巴济尔跟一个假面女郎正跳得起劲，他顾不到我。
只见他摇头摆脑，眯缝着眼睛，像嗜酒的人尝到了美酒，打猎的人发现了一只漂亮的田鹬。
舞会在贵族俱乐部的大厅举行。
我到那儿坐了一会儿，看那些俄国贵族穿了各种小丑衣服，拼命模仿巴黎的生意人，跳疯狂的康康舞……后来我上楼吃夜宵。
巴济尔在那儿找到了我。
他的神色很不正常，仿佛初恋的热情正在他心中燃烧，这显得很不相称，因为他那时已快四十岁，头发已开始从高耸的前额上脱落了。
他颠三倒四地讲给我听，有一个法国“迷娘，像克蕾尔欣一样单纯4，又像轻佻活泼的巴黎姑娘一样妩媚动人……”
起先我想，这不过是那种只有一章长的爱情故事，它的第一页便是成功，但最后一页不是目录5，却是账单。
但后来我终于相信，它并非如此。
巴济尔与自己的巴黎姑娘又见过两三次，他采取了迂回战术，没有立即发动进攻。
我经他介绍，认识了她。
阿尔曼斯确实是活泼可爱的巴黎孩子，完全像这个城市。
从谈吐到举止，以及某种独立精神和勇气——她的一切都显出这个大都会中正直的平民的特色。
而且她是工人，不是小市民。
这种人我们中间还从未有过。
她无忧无虑，无拘无束，快活，自由，调皮，但在这一切中没有丧失自我保卫的本能，对危险和荣誉的敏锐感觉。
这些女孩子往往从十岁起就得与贫穷和诱惑搏斗，得不到保护，但在巴黎这个大陷阱和各种罗网的包围中，她们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保持独立的人格。
她们可能会轻易献出自己，但不会轻易上当，落进别人的手掌。
她们中间有的人也许会出卖灵魂，但这些人决不会走进女工的行列，因为她们已经不必出卖劳力，可以过放荡的生活，醉生梦死，然后消失在另一种生活的漩涡中——有时是永远消失，有时是为了在五六年后坐了自己的马车走进跑马场，或者戴上满身的珠宝坐在歌剧院的头等包厢中。
巴济尔陷入了情网。
这个音乐中的理论家，美术中的哲学家，是莫斯科超黑格尔派最全面的代表之一。
他一辈子翱翔于美的天空，哲学和评论的世界。
他对待生活像勒瑟尔6对待莎士比亚的作品一样，把一切都提高到哲学的意义上，使一切活的变成了死的，一切新鲜的变成了陈腐的，总之，不给纯粹的心灵活动留下一点余地。
不过这样的观点那时在整个小组中几乎是普遍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有的人靠天才，也有的人靠活跃的天性摆脱了它，但总的说来，它的影响还存在了很久——有的人表现为一些习惯用语，另一些人则保留着它的实质。
40年代初，巴枯宁在柏林对屠格涅夫说：“走，让我们到真实生活的漩涡中去，投身在它的波浪中。”
他们去找瓦恩哈根·冯·恩泽7，要这位情场老手作向导，带他们到花花世界走一遭，最好给他们介绍一位红女伶。
可想而知，这样胸有成竹，不仅谈不到在“折磨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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