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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洪堡的日耳曼，理性、启蒙、世界主义；费希特、施密特的德意志，浪漫、民族、国家主义。两者都必须牺牲对方，而后方可生存。歌德及其晚辈一向相互鄙视，不过前者世故圆滑、后者鲁莽率真而已。
歌德、洪堡的日耳曼，随弗里德里希[10]皇太子与英国公主同归没落，非待另一个德意志自我毁灭不能复兴。另一个德意志需要国际新秩序，即革命外交或理想主义外交，然而其不能如法国、美国理想主义外交那样赢得海外支持者，现实主义不过失败中权宜之计，属于政策而非价值。
因而德国从不能确定其核心利益究在何处：摩洛哥、中非、太平洋？她不谋求具体利益，只知处处破坏国际秩序。若能效法法国，有具体利益，英德早已实现局部妥协。就此而言，现实主义外交不过表象，革命外交决定根本。德国之所欲，不在于具体利益，而在于世界新秩序。
伤害女王陛下威望或宪法神秘性，必然危及其臣民自由及世界和平。然而，不伤害日耳曼民族威望或国家神秘性，同样必然危及其国民自由及世界和平。国家自由与国民自由不能两立，内置于灵魂分裂的国家政治逻辑，懦弱文人不敢面对，何怪乎为老辣政客所轻。
《从华夏到中国书籍》两个日耳曼（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