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尼工作的餐馆老板，是个台湾人，他恨死了大陆，所以也恨从大陆来的人。
常常一口一个你们大陆人，你们共产党，对哈尼说个不停。
好象哈尼就是大陆，就是共产党。
哈尼终于有一天被说毛了。
他突然说，看到香港报纸上说，大陆马上就要进攻台湾了，解放军和导弹都已经在福建海边显形，照片都登在报纸上。
这才一举将老板那张嘴堵住。
但是，那天的小费因为老板心情大坏，而少分了几十元。
哈尼憋了一肚子的气。
通常，哈尼总是默默干活，象块海绵。
洗碗的人问他从那里来的，他只说是从新疆来的，家里是农场职工，准备挣下些钱来，回去好给儿子讨媳妇用。
披萨饼店的意大利人奇怪他的英文怎么有这么标准的发音，他诚恳地解释说，是小时候，跟住在镇上的美国传教士学的，他家穷，只能去教堂的救济学校上学。
哈尼渐渐将自己的心龟缩起来，尽量放在不容易遇到的地方，就象他刚到新疆去的时候一样。
他在纽约就这样生活着，等待着把简妮从上海办出来的机会。
但范妮却不是一只箱子，只等哈尼回家的时候才用，她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刚开始的时候，范妮的情况比鲁说得要好多了。
药将她紧紧按在椅子上，象抱枕一样安静和消极。
要是你不招呼她，她就整天在张椅子上坐着，不再自言自语。
开始哈尼还按时带范妮去看医生，去配药吃。
后来，医生说范妮的病情已经得到了暂时的控制，应该可以旅行回家。
这下，吓得哈尼再也不去医生那里了。
为了防止万一，他甚至在护士那里说了谎，改了一个假的联系电话给诊所。
无法去诊所调整药物，哈尼只能接着给范妮吃从前的药，为了保持她的镇定和缓慢，保证她不会在他外出的时候发生意外。
他知道那些药对范妮来说已经太重了，医生不让范妮再吃了，但他每次还是将那些蓝色的小药丸放到范妮手里，看着她吃下去。
他心里说，等简妮到美国了，他会牺牲自己留在美国的机会，带范妮回上海去好好治病。
不一会，范妮的舌头就大了，嘴也有点歪。
药还没有完全发挥作用的时候，范妮就盯住他，不停地问：“我的嘴是不是歪了，是不是歪了，是不是歪了。”
一直问到她被药物的力量完全控制住。
哈尼不知道，她的嘴是不是因为吃了医生不让继续吃的药才歪的，也不知道这样下去，对范妮身体和头脑的伤害会有多大，范妮现在变得又脏又软，面色浮白，要是你不给她吃喝，她就不吃不喝，她的样子，常让哈尼想起用旧了的拖把。
哈尼心惊肉跳，他没想到自己能对范妮做出这样的事来，没想到自己竟然这么狠心。
他几次想开诚布公，求范妮的原谅，但最后都忍住了没说，他怕一旦范妮不肯吃药，反而将事情弄僵。
他说服自己要学习爷爷的冷静，范妮已经病了，总是病了，要是不找到将简妮从中国大陆救出来的方法，就伤了两个孩子，范妮更是百无一用。
有时哈尼扪心自问，要是将范妮换成简妮，他是不是还有那样的硬心肠，能将简妮的病象范妮一样地拖着，让她为姐妹牺牲。
哈尼想，大概自己不如现在这样容易硬起来。
这时，他才理解了自己连队里那对上海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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