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你不喜欢马勒？
余华：应该说，每一个作家的创作情况不一样，每一个音乐家的创作情况也是各有千秋。
杯子和水瓶并没有好坏之分，说他们有好坏，就过于简单。
马勒的交响曲中，我最喜欢的就是《第九交响曲》。
当他要伤感地向这个世界告别，当他要表达的是非常具体的一个活着的个人与死亡的关系时，显得非常有力量，表达得无与伦比。
记者：您认为马勒的《第九交响曲》，是他个人与死亡的对话？
余华：或者说是一种关系，一个活着的人和死亡的交往过程。
起先是要抵制，后来才发现，死亡已经给了他一切。
这部交响曲由卡拉扬指挥的那个版本，非常感人。
相比之下，马勒的《第二交响曲》，我觉得缺少情感上的力度。
在马勒这里，《复活》好像是一种思考或者说是一种理想，一种观点；而《第九交响曲》表达的是一个十分具体的问题。
他老了，心脏脆弱，他要死了，他不可能回避，也不可能超越，只能面对它。
记者：有人认为，柴可夫斯基就好比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的屠格涅夫。
您的观点呢？
余华：柴可夫斯基一点也不像屠格涅夫，鲍罗丁有点像屠格涅夫。
我觉得柴可夫斯基倒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很相近，因为他们都表达了十九世纪末的绝望，那种深不见底的绝望，而且他们的民族性都是通过强烈的个人性来表达的。
在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中，充满了他自己生命的声音。
感伤的怀旧，纤弱的内心情感，强烈的与外在世界的冲突，病态的内心分裂，这些都表现得非常真诚。
柴可夫斯基是一层一层地把自己穿的衣服全部脱光。
他剥光自己的衣服，不是要你们看到他的裸体，而是要你们看到他的灵魂。
在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中，我们经常会听到突然出现的不和谐：一会儿还是优美的旋律，一会儿就好像突然有一块玻璃被敲碎。
有人认为这是作曲技法上的问题，但我觉得绝不是他在技巧上出现了问题。
他的《洛可可主题变奏曲》，变奏非常漂亮；他的交响曲的配器，层次也非常丰富，我认为他的交响曲是他所有作品中最好的。
他音乐中的不和谐因素，是他的自我和现实的紧张关系的表现，充分表达了他与现实之间的敌对，他的个体生命中的这一部分和另一部分的敌对。
柴可夫斯基是一位内心扭曲，或者说是内心分裂的作曲家。
他身上其实没有什么浪漫，在他同时代的作曲家中，我们很难听到他音乐中那种尖利的声音。
它突然出现，打断甜蜜的场景，然后就变成主要的旋律。
在第六交响曲《悲怆》的第一乐章中，主要主题就被这种不和谐打断过好几次。
中间有一次，已经发展得非常辉煌，突然又被打断。
这主题最后一次出现的时候，已经是伤痕累累了，非常感人。
这种不断被打断，恰恰是现代人灵魂的声音。
一个正常的人，在与现实和自身的关系中屡屡受挫，遭受各种各样的打击，最后是伤痕累累、破衣烂衫地站在地平线上，挥挥手就要告别世界了。
听到这里，我都想掉眼泪。
有人说柴可夫斯基没有深度，我不明白他们所指的深度是什么。
记者：您认为恰恰是这种和谐中的不和谐、不和谐再回到和谐，构成了柴可夫斯基音乐中的深刻性？
余华：柴可夫斯基的深刻在于他真实地了解自己。
一个人真实地了解了自己，也就会真实地了解世界，又因为真实地了解了世界，也就无法忍受太多的真实。
就是这种分裂式的不和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才那样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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