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下班的晚上，我会坐巴士到她工厂门口和她碰头。
太阳下山后，东莞活了起来；一整天令人厌烦的热气蒸腾而去，下班的年轻工人涌向暗黑的街道——他们就在我的眼前变形，从兢兢业业的工人再次变回热情的少年。
敏和我绕着她的工厂走几个街口，然后挑一家便宜馆子吃晚饭。
她经常点一个荤菜，一个炒素，一条两人份的鱼——总是无可避免的全是骨头；如果我们碰头的那天临近发薪日，她会坚持由她买单。
敏吃饭的样子像是从没吃过好东西。
我吃完了很久之后，她还能从盘子里挑出东西来，就像挑剔的老饕，从丁点儿碎末渣渣里提炼出美味。
有一次她表哥在，他带我们去吃麦当劳。
敏盯着她的巨无霸看了很久，头低到桌面直到汉堡和视线持平，然后一层一层地吃掉——面包、西红柿、生菜，牛肉。
她从没来过麦当劳。
有次过生日的时候我送给她两个小相框，我得演示给她看，怎么样打开后盖插进照片。
有次她还问我什么是股票。
她对国家大事完全没兴趣。
有一次和她两个年长的同事吃晚饭，话题转到了70年代毛泽东时代他们的成长经历。
“我们永远都在挨饿，”
一个男人回忆道。
“一直到80年代才不饿了。”
“现在的毛主席是谁？”
敏突然问道。
“我都不知道。”
“胡锦涛，”
一个男人说。
好像有点印象。
“所以不再是江泽民啦？”
她说。
我说不是，江泽民已经退休了，胡锦涛接班。
“哦。
我以为江泽民去世了。”
然后她说，“这些人离我很远。”
她自己的生活挤开了一切；几乎每次碰到敏，她都会有新的事情跟我说。
有时候感觉好像自然世界的法则跟她毫不相关，因为她只用想那么一下——跳槽，跟男朋友分手——这事儿就能成。
如果有一段时间没有和她见面，她可能会忘了告诉我她刚跳槽或者涨了薪水，因为在她的意识里，事情已经过去了。
她很少会停下来盘算她离家之后做了些什么，在东莞这很普遍。
也许大家担心如果他们停下来往回看的时间太长，会失去前进的勇气。
我第一篇写敏的报道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之后，一天晚上，我们在她工厂附近的一家糕点店碰头，我给她带了一份报道的翻译稿。
她看的时候都没碰一下蛋糕和冰豆沙。
看到第三页，她咯咯笑起来——“你记得好清楚，”
她说——看到第四页又说了一遍。
她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翻过最后一页，看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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