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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笔阁 > 都市小说 > 望春风歌曲 > 第三章 余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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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之后,母亲在南京与首长正式结婚之前,她给严政委写过一封信。在严政委的回信中,除了例行的问候与祝贺之外,真正的内容只有“早该如此”四字。这四个字,让聪慧的母亲想了整整一个晚上。她把这些年的事,前前后后想了无数遍之后,对严御秋的为人,第一次产生了痛苦的怀疑:

“这个严秃子,到底在搞什么鬼?”

在编号为506至517的十二封信(前后时间跨度长达九个月)中,母亲记述了她生命中那个最黑暗的时刻。

她丈夫(当然是后来的丈夫)有位老部下,在上海的公安部门任职。一年夏天,他来南京出差,在酒桌上提到了不久前刚刚破获的一宗绝密案件:他们在追查国棉六厂一桩贪污案的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了一个潜伏多年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在被围捕的过程中,为首的两名骨干在开枪击伤了多名公安干警之后,在曹家渡附近逾河逃脱。

这人口中的“曹家渡”三个字,如雷轰顶,惊醒了母亲长年饲养在心中的那条毒蛇,让她陷入了持续的失眠之中。经过接连四五天夜不成寐的煎熬,母亲确信,如果不把那条盘踞在心中成天喝她血、吃她肉的毒蛇弄出去,她很快就会发疯。办法当然是有的,而且早就在心中盘算好了——她给部队党委写了一封检举信,将我父亲在新婚之夜向她透露的那个秘密和盘托出。检举信送出后,那种让她长吁一口气、如释重负的感觉,只维持了不到两个小时。一阵更为凶猛的锐痛,顷刻间刺穿了她的心脏。

她很容易想到那封检举信所带来的必然后果:一旦我的父亲被捕,她那在农村的可怜儿子(当时不满十二岁)将会立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孤儿。

眼看着她茶饭不思、形容憔悴且举止乖戾,首长先是带她去了三四家医院诊病,药石无效之后,又不断地敦促她去青岛疗养。最后为母亲分担忧愁的,是在首长家帮佣多年的农村妇女张嫂。她一直在暗中观察母亲,并费尽心机,获知了全部的事实真相。最后,张嫂给母亲出了这样一个主意:

“你把检举信交给部队,部队把检举信转去上海,那边的公安局开个会,研究研究,做出决定,再由上海转来江苏,然后一级一级地布置下去抓人,少说也得个把月。你赶紧给孩子的爹拍份电报,让他远走高飞,逃他个无影无踪。”

母亲并未采用“拍电报”这个方式(因为她本能地意识到了这样做的危险性,何况她也不知道朱方镇邮电局能否接收电报)。她给父亲写了一封信,由张嫂(借口回乡探亲)带到三十多公里外一个名叫龙潭的小镇,在那里的邮电所投递。为保险起见,她写给父亲的这封信使用了隐语,只有十个字,那是父亲所属的特务组织一度使用过的接头暗号:

花须连夜发

莫待晓风吹

我在离开家乡前夕,去朱方镇公社卫生院探望过赵德正。当时,他实际上已经向我暗示了父亲的死与母亲的关联。大概是考虑到我正要去南京投奔她,德正不能把话说得更为明了。如果我的判断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不难做出如下推断:父亲在接到母亲的那封信后,自忖他那羸弱的身体抵挡不住想象中的刑讯逼供,为了保全他分散在各地的八位兄弟以及可能会有的一大堆家小,他冷静地选择了自杀。

母亲没有想到的是,这封检举信不仅没有给予她想象中一劳永逸的安宁,相反,这一鲁莽的举动,给她和她的家庭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烦恼。她本人被隔离审查,前后达三月之久;她的丈夫被不明不白地停了职,且立即被调往安徽的合肥。半年后,又举家迁往湖北的武汉。在启程前往合肥的前夜,母亲一连几次想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丈夫,请求他原谅,都遭到了老首长的阻止:

“你不用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命里注定我们两人要同舟共济。南京我已经呆腻了,换个地方,不也很好吗?”

事实上,母亲在信中提得最多的一个名字,既不是她的老上级严御秋,也不是与她情同姐妹的女佣张嫂,而是一个名叫孙耀庭的人。

孙耀庭是江西于都人,原是车队的一名司机。母亲在信中,有时也会把孙耀庭称为“小灵子”。我猜测那意思,大概是说这个人特别的机灵吧。从后来我与孙耀庭的交往来看,他的确无愧于这个称号。五十年代末,孙耀庭作为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犯了一个大错(具体事实母亲没有交代),首长一怒之下,就让他返回江西原籍。在人生面临重大转折的紧要关头,母亲救下了他。她说服“老头子”,让孙耀庭去部队所属的前进砖瓦厂“戴罪立功”,当了一名副主任。

毫无疑问,这个孙耀庭就是我母亲一生中最为信赖的人。

当我乘坐的长途汽车停靠在南京中央门车站时,孙耀庭亲自到车站来接我。

他穿着一件灰色的短袖衬衫,头差不多全秃了,只是在两边的鬓角上还残留着一撮硬发,猛一看,就像额头上长出了一对犄角。我们站在出站口的铁栏杆边寒暄了几句。他说,我的母亲不久前住进了鼓楼医院,目前还不能跟我见面。在住院前,母亲嘱咐他暂时负责照料我的一切。他现在的身份是邗桥砖瓦厂的厂长。

孙耀庭抬腕看了看表,抱歉似的冲我笑了一下,说他还有一些事要办,打算在南京再呆几天,等过两天回到厂子里,就为我设宴接风。随后,他把我交给了身边的一位梳着齐耳短发的中年妇女。

说实话,孙耀庭的那番话让我有点听不懂。当时,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他怎么会说“在南京再呆几天”?莫非我要去的那个地方,并不在南京?

没错。

那位妇女领着我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半个小时后,到了中华门。随后,我们在一段颓圮的城墙下,换乘102路区间车,一路往东。又过了两个多小时,我们终于抵达了一个名叫邗桥的荒僻小镇。

好在那时天已经黑了,除了空气中那股刺鼻的煤灰味,什么也看不见。

雪兰

邗桥砖瓦厂的前身是国民政府时期的一座监狱。一九四九年八月,南京军管会接收了这个监狱之后,将附近的六合、义宁、大丙和龙潭四个砖窑厂合并,在这片历朝历代烧制城砖的地区,兴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劳改营(原名前进砖瓦厂),作为临时审查和关押国民党政府官员及战犯的集散地。实际上,只有极少数的犯人会被正式编入前进砖瓦厂的劳改序列。为了给那些源源不断押解来此的新犯人腾出地方,大部分经过甄别和初步审查的劳改犯则会被押上一辆辆军用卡车,定期送往南京的和平门,由火车转运至最终的目的地——甘肃的西固。

一九七一年九月,随着新式霍夫曼轮窑和隧道窑相继研制成功,二十四小时昼夜不息的新式砖窑取代了传统土窑,“前进砖瓦厂”被正式更名为“邗桥砖瓦厂”。与此同时,在基本完成对战犯的改造任务之后,这座砖瓦厂也由地方政府接管,成了一个每年向国家上交百万利税的大型地方企业。

孙耀庭也是从那时转业,由原先军管会的一名副主任,变成了邗桥砖瓦厂的厂长兼党委书记。

来中央门车站接我的那个妇女,名叫沈祖英。她穿着一件珠灰色的短袖衬衣,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的眼镜,略瘦,皮肤白皙,窄窄的脸庞,牙齿细而密。我猜她顶多不过三十来岁,可她说她今年已经四十六了。我知道她不是在开玩笑,震惊之余,又忍不住朝她多看了两眼。

她有点不苟言笑,说起话来言简意赅。她告诉我,她是工会图书馆的管理员,在我正式去那里上班之前,目前整座图书馆只有她一个人。

在开往厂区的102路公交车上,她不像其他乘客那样,东倒西歪地张着嘴酣睡,而是端坐在位子上,一动不动地直视前方。你要说她一门心思在看什么,倒也不见得;可你要说她什么也不看,那也不对——因为你能感觉到,她眼角的余光一直在兜着你,同时鼻子里吭吭有声。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城里人的派头吧。我记得,在车上,她也曾问过我是哪里人,怎么会想到来这个厂工作,我及时地想起了父亲去世前的忠告,用“一言难尽”四个字来敷衍她。她也没再多问。

最终,102路公共汽车停在了漆黑一片的山野里。

我挑着被褥行李,手里拎着一个装有脸盆的尼龙网兜,走在了前面。沈祖英在我身后打着电筒。青蛙一声接着一声地叫着,就像是彼此之间正在打电话,“喂喂”的应答声,在旷野里响成了一片。热风从腐沤的池塘里吹过来,在令人窒息的煤渣味中,你还可以闻到收割后清新的麦秸秆的香气。我们沿着一条布满车辙的黄泥大道往南走了一段,就看见了邗桥砖瓦厂那简陋而荒凉的大门。

《望春风歌曲》第三章 余 闻(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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