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要不要自杀以及什么阶段应该自杀，保罗、赛尔波和拉许欧克已经讨论过许多次。
三人的病情处于不同阶段，赛尔波的身体机能还算得上正常，保罗和拉许欧克已经在不同医院转诊过许多次。
他们一致同意，目前的日子都还算过得去。
但一想到下一步，三人都感到一阵心寒。
这就是现况。
一接到自己染病的通知，大家通常都觉得：完了，死定了！
假如度过了最初的发病危机，或是身体机能尚称正常，生活就能继续下去。
这时大家可能会想：我还活得好好的，不错嘛。
但只要被通知必须开始用药，那就真的玩完了——终于到了这么一天，医生们异口同声地表示，您的身体机能正在逐步下滑，必须再度面对这个残酷的选择：应该现在就自尽，还是要再拖一下，观望一下？
不知不觉间，大家会把做出关键决定的时间点一再往后延。
一开始会想：等到接到诊断书，确定感染艾滋病以后再自尽。
然后，想法会一变再变：不，等到我被推进隔离病房，就自我了断，结束这一切！
针对“有尊严的生活”
，其定义也是经常飘忽不确定。
随着情况恶化，苦痛难当，面对肉体的折磨、外界的羞辱，大家对生活的要求也会变得越来越低。
不只是个例，而是一大群人都有这种倾向，简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这样的生活真的还有尊严吗？
对许多男同性恋者来说，外表这种肤浅的东西可是至关重要。
当他们变得骨瘦如柴，脸上长出卡波西氏肉瘤，看起来一脸病容，这时已经没什么好活的了。
当疾病的迹象再也无从隐瞒，当耻辱已经清清楚楚长在脸上……
然而，不管怎么说，仍然有许多人还在坚持。
他们开始将生命拆解成小小的片段。
如果我还能撑到夏天……
如果我能撑到下一个生日……
不，我先想办法撑过这星期，下星期再观察看看……
这种心理就像围城的情节一样，大家等待的，无非就是最后的解放，等待援军的到来。
大家朝思暮想的，无非就是新解药的发明。
针对新解药的各种说法，也始终混沌不明。
《今日新闻》在1984年3月提出警告：未来一年内，一种全新的艾滋病毒会在瑞典造成大流行。
《劳工报》则残忍地极尽嘲讽之能事，像吹奏小号一般，发出这样的标题：艾滋病，就是我们这个年代对娘炮的天谴。
解药？抱歉，没有解药。
然而，短短数周后，1984年4月24日，《快捷报》就刊出下列标题的报道——艾滋病大揭秘：两年内发现新疫苗。
怎么想都不可能在两年内就研发出疫苗，但是这种标题给人希望，活下去的希望。
“已经发现HTLV-III型病毒。”
“既然会出现这种病毒，人体就应该会自然产生某种抗体。”
一家德国私人诊所派代表来到斯德哥尔摩，为HIV呈阳性反应患者举办讲座。
现场座无虚席。
德国人用图表和投影片向大家解释，宣称他们可以通过改变病患的血液性质，减轻病情，甚至治愈患者。
所有患者都乐意相信这一招真的会奏效。
总算有办法能够减轻、治愈这种恶疾，将病毒连根拔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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