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做子弹。”
我排队站在都柏林机场的检票柜台前，母亲打来了电话。
两个在费尔莫伊国际诗歌节上朗诵诗作的年轻的荷兰诗人站在我身后。
“子弹？什么子弹？”
“他已经忙了两天了，都不肯从地下室里出来。”
“医生来过了吗？”
“嗯。”
接着母亲便大哭起来。
我没有阻止她，往前挪了一步。
检票柜台上面的屏幕上出现了一个新时刻，航班延误了一个小时，乘客们纷纷抱怨，还有人忍不住诅咒起来。
要是我把一生中经历的晚点全都加起来，就能把查尔斯·布考斯基的诗读个遍，也许还能搞懂他的赌马战略。
母亲在电话里告诉我医生星期六来过了，在正式检查开始前母亲和他单独聊了一会儿。
虽然不太敢，她还是对医生说：“我担心我老公得了老年痴呆症。”
她告诉医生父亲对着电视说话，还拥抱呢。
父亲在电视上看到一个红发女人，想要亲吻她的肌肉那一段，母亲给省略掉了。
不过医生很快就会得知这一切的。
“我才没病呢。”
父亲说，“我感觉好着呢。”
父亲母亲和医生三个人坐在厨房的餐桌前，父亲穿着那件在地下室工作间里穿的蓝色的长外套，肩膀上还飘落着铁屑。
千层面在烤箱里，一阵惬意的暖流蔓延到厨房的每一个角落。
“我爱上贝蒂了。”
母亲不好意思地盯着桌布。
“贝蒂是谁？”
“是我一生的爱。”
“您不是跟安尼塔结婚了吗？”
“那就换一换。”
父亲就这臭脾气，跟要发酵的酏似的，一阵恶臭和肮脏从气泡里钻了出来。
“他最近是不是很健忘呀？”
医生问母亲，“会不会同一个问题问几遍？”
“嗨，”
父亲说，“我可就坐在这儿呢。”
说完还冲医生招了招手。
“最近他时常会找不到想说的那个词。”
母亲说，“比如门垫。
他说：‘那个放在走廊里，鞋子旁边的，那个东西，那破东西叫什么来着？’”
“是典型症状。”
“我没得老年痴呆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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